月中桂（月中桂是什么意思）

二十五日晴。上午往师大讲。午后在月中桂买上海竞马采票一张，十一元。往北大讲。下午从齐寿山借泉百。收去年四月分奉泉卅……摘自鲁迅日记

1924年4月25日，这一天，鲁迅早上在北师大授课，中午在月中桂购买了一张上海竞马彩票，第二天，还把这张彩票附在了给三弟的信中，寄到了上海，想来是让三弟帮自己关注开奖结果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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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果不是日记中的透露，我们还不知道，原来鲁迅先生也曾在繁忙的讲学中间，会购买彩票作为调剂。这样的鲁迅先生，是我们在课本和文章里所读不到的。

其实这条短短的日记信息量很大，让我们看到了鲁迅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阔绰多金。至少反映出鲁迅经济生活的三个方面：

1.鲁迅先生授课奔忙十分辛苦。他上午在北师大，下午就去北大讲学。当时他还担任有教育部的正职，又已经成为文坛翘楚，发表了《狂人日记》《孔乙己》《故乡》等名篇，轰动文坛。授课、写文章、作公务员……放在现在可以说是妥妥的斜杠青年和时间管理达人了。先生那句“哪里有天才，我只不过是把别人喝咖啡的功夫都用在工作上的。”诚不欺我。

2.即便如此，鲁迅还是需要借钱。按照我们对于民国教授的印象，这应该是一个收入不错的群体，至少比当时的劳苦大众要好上不知多少倍。即便如此，鲁迅在当天下午还是找到齐寿山去借款100元。

3.他收到了1年前的薪俸30元。这里的薪俸是指他在教育部的职位薪水，去年同期的薪水今年才发，可见当时教育部的薪俸拖欠之一斑。

“体制内”+顶流作家+意见领袖KOLbuff叠满也会拮据么？

从常识来推断，像鲁迅这样的高收入阶层，加上民国时期已获得的名望和地位，收入来源应是很多元的，按照现在的话来讲，“睡后收入”也应该不菲，即便是遭遇教育部的拖欠，也还不至于拮据。

其实这要看跟谁去比。在收入差距巨大的民国，比起一辈子也攒不下几个大洋的底层人民，鲁迅就是妥妥的“富豪”。但当我们阅读鲁迅日记，为什么还有一种先生过得很清贫甚至拮据的感觉呢？原因是多重的。

首先是教育部的薪水拖欠问题。北京政府中后期的财政状况时，可以用“捉襟见肘，度日如年”来形容。中央政府的财政是如此状况，由国家拨款维持的公教部门发不出工资，就是很“合情合理”的事儿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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而且我们还可以在鲁迅其他日期中看到，即便是补发，有时候也不能足额，有时只能收到半俸，有的时候是强制认购的公债券。

“午后收本月俸银一百七十元，其公债七十元仍未发。”

其次是民国版权法并不注重对作家权益的保护，翻译盗印严重，另外稿费也并不如想象中丰厚。譬如《新青年》杂志，在开刊不久，发行量上升的情况下，就登出了取消稿酬的启事，只有轮值编辑可以从群益出版社的老板那里拿到200元编辑费。

这是为什么呢？是为了一旦不取消稿酬，就会被“革命是假，捞钱是真”的流言所困扰。当时没有现代的版权观念和维护著作权人正当权益的社会法律环境，直把金钱、版税和高飞同新文学、革命文学对立起来。所以鲁迅在新青年发表的诸多名篇，应该是不拿稿费的。

《新青年杂志》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引领者，取消稿酬先例一开，其他刊物如《新潮》《每周评论》等都争相仿效，这也使许多新文学作家的陷入了经济上十分窘迫的地位。

当然，像鲁迅这样的文坛领袖，除开新青年，也有许多其他的发表渠道，更有兼教活动，总体收入也总还是不错的。但当时这种把稿酬版税与新闻学、革命文学对立起来的风气，着实是对进步作家、新晋作家合法获得收入造成了一定的障碍。

应该说，民国时期的《著作权法》对于著作权人的创作活动，多是践踏和禁锢，而非保护和激励。当时的盗版和翻印活动也十分猖獗。

1932年，上海新文艺书店出版鲁迅译的《一个秋夜》，实际上这本书剽窃的是朝花社出版的《近代世界短篇小说集》，把原书里的9篇小说删去，还把不是鲁迅译的作品署上鲁迅的名字，以此欺骗读者。

还有各种翻印本、盗选本充斥市场，质量低劣，甚至瞎编乱造，只靠“走量”来牟利创收，自然也不会向作者支付稿酬。事实上，20世纪二三十年代，能够单靠著作来谋生的作家人数很少，即使是成名成家的，也很难获得稳定收入，也难怪鲁迅要做“斜杠青年”，身兼多职了。

鲁迅先生在1936年给曹靖华的信中这样写道：翻印的一批人，现在已给我生活上的影响；这里又有一批人，是印“选本”的，选三四回，便将我的创作都选在他那边出售了。不过，现在影响还小，再下去，就得另想生活法。

可见当时的盗版翻印对鲁迅生活和收入的影响之甚。

再次，两次京城购房，家庭花销巨大。五四运动之后，鲁迅有了在北京购置房产的想法，几经相看，看中了在西直门内的八道湾胡同。这个四合院十分宽敞，有20多间房，也适合弟弟的孩子们奔跑嬉闹。这次购房是鲁迅又跑去银行申请了为期三个月的短期贷款，贷出来500银元，又把绍兴老宅卖掉，才凑齐了房款。

鲁迅把一大家子人都“装”进了新买的四合院，日常开支也由他来承担。且从周氏兄弟卖掉祖宅的行为来看，也是想要把这个大家族整体移到北京来，从此再也不分开的意思。

但“相见好，同住难”，鲁迅的薪俸虽高，但要维持一大家子的所有开销，也并不是一件轻松事。家庭矛盾很快显露。周作人给鲁迅手书一封绝交信，兄弟两个自此交恶。

鲁迅先生：

我昨天才知道，但过去的事不必再说了，我不是基督徒，却幸而能担负得起，也不想责谁，大家都是可怜的人。我以前的蔷薇的梦，原来都是虚幻，现在所见的，或许才是真的人生。我想订正我的思想，重新入新的生活，以后请不要到后边的院子里来，没有别的话，愿你安心、自重。

七月十八日，作人。

鲁迅一句“凡归我负责的人，全随我走。”之后便搬离了八道湾。1923年，鲁迅花800大洋买下了阜成门内西三条胡同的一处四合院（也就是今天北京鲁迅博物馆的前身）。这次买房的钱还是找朋友们借的，仰赖两位好友许寿裳和齐宗颐伸出援手，鲁迅才在北京买下第二套房。这些债务后来拖了好几年才还清。

在大约5年之内的时间里，鲁迅2次在北京购置房产。不管在哪个时代，置产都是一笔大开销。就算他是高薪人群，其收入也有扛不住的时候。

1924年4月，北京的一个午后，鲁迅先生去买了一张竞马彩票。也许就和你我诸君偶尔去购买盲盒一样，想要在为稻粱生计的奔忙之中，寻求一些小确幸和小惊喜罢。

鲁迅曾在《娜拉走后怎样》一文中专门提到：“钱这个字很难听，或者要被高尚的君子们所嘲笑。但我觉得，钱——高雅的说吧，就是经济，是最要紧的了。”

这背后，不知有几多个人际遇和感慨在其中。